1885年9月5日，福州，左宗棠病逝。消息传到北京后，李鸿章为这位争论半生的老对手写下挽联，其中“和而不同，矜而不伐”八字，既有惋惜，也有评价。
两人相差十一岁。左宗棠生于1812年，李鸿章生于1823年。一个屡试不第，却凭才干从幕府走上军政高位；一个少年得意，进士及第，入翰林院任职。仕途起点不同，性情更是相反，后来产生冲突，并不奇怪。
左宗棠出身湖南湘阴，家境并不显赫。他没有进士功名，却长期钻研地理、农政和兵事，熟悉地方社会的实际情形。太平天国运动兴起后，他进入湖南地方军政体系，先后襄助湘军，最终形成楚军，靠的是判断力和执行力。
李鸿章则是安徽合肥人，出身于科举家庭。1852年中进士，进入翰林院。太平天国战争期间，他追随曾国藩办团练、建淮军，从一名文官逐渐转为统兵大员。淮军起初训练不足，兵员复杂，李鸿章却很清楚自身短处，不肯轻易拿部队硬拼。
1862年，淮军抵达上海。李鸿章借助地方官绅和外国军队的力量整顿防务，又等待太平军内部疲弱、上海局势变化的时机。虹桥一战后，淮军声名大振。左宗棠对此颇不以为然，认为借助外力虽能取胜，却可能给地方和朝廷留下隐患。
左宗棠重视名分，也看重军队的长期建设；李鸿章更擅长权衡利害，讲究先解决眼前问题。一个爱说硬话，一个善于周旋。左宗棠曾批评淮军“以诈力相高”，李鸿章则讥讽左宗棠说话办事过于“太冲”。
真正的矛盾，出现在功劳和地盘交织之处。1864年，李鸿章奉命协助曾国荃攻取南京，却转而率军进入浙江战场。左宗棠当时正在浙江主持军务，对李鸿章越过辖区行动十分不满，认为这是“越职掠功”。双方由此从观念不合，变成了公开的利益冲突。
剿捻战争期间，两人的分歧又一次暴露。李鸿章统率淮军，熟悉中原地形，采取分段围堵、迅速合击的办法，东捻军很快被压制。左宗棠负责西线，面对机动性极强的捻军，进展并不顺利。战后，双方围绕战果、军纪和奏报真伪继续争执，关系几乎降到冰点。
但两人最重要的一次较量，并不在军营，而在朝廷。1874年，日本出兵台湾，清廷内部围绕海防与塞防发生争论。李鸿章担心西北用兵耗费巨大，主张优先整顿海防；左宗棠则认为新疆土地广阔，若轻易放弃，西北边疆将难以稳固。
左宗棠没有停留在口头争辩上。1875年，他被任命为钦差大臣，督办新疆军务；1876年率军西征，经过数年经营，收复除伊犁之外的新疆大部。1881年，清廷通过谈判收回伊犁。这个结果使左宗棠在军事和边疆问题上占据了明显优势。
不过，若只论办外交、兴实业和经营北洋，李鸿章的影响同样不可低估。他主持直隶事务，推动轮船、电报、矿务和近代军队建设，处理复杂的对外交涉。遗憾的是，北洋水师后来在甲午战争中失利，也使他的政治选择承受了沉重批评。
真正让两人高下分明的，是左宗棠留给子侄的家书。西征期间，军饷紧张，巨额军费经手于他的军政体系，但家书中却反复告诫子弟要耐得住清苦，少讲排场。还有一封信提到，只能给家中寄去二百两银子，并劝孩子“多历艰辛，练成财器”。
二百两对普通人家并非小数，可放在一位统领西征大军的封疆大吏身上，显得格外克制。左宗棠不是没有机会取利，而是把军饷、民生和家用分得很清楚。他曾用个人俸禄接济部属，也多次设法减轻地方负担。
李鸿章的才干，不应被一笔抹去；左宗棠的刚直，也并非没有代价。前者善于在复杂局势中求得一时之效，后者更愿意为长远利益承受压力。若论权术和外交，李鸿章胜在圆融；若论边疆功业与持家自守，左宗棠更占上风。
所以，那封家书的分量，正在于它没有写给朝廷看，也没有写给旁人评判。一个人如何对待自己的家人，往往比奏章上的豪言更接近真实。李鸿章用挽联承认左宗棠“和而不同”，左宗棠则用一封家书，留下了自己的分寸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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